9月15日，央视播出了一条重大新闻：袁隆平领衔的超级稻“种植基地今年冲刺亩产900公斤”。在粮食问题开始让某些高层心忧如焚的时候，这条新闻具有别样的意味。
但现实比这条新闻要冷峻得多。事实上，早在2008年袁隆平就开始冲刺，而准确测产结果是，即便在这块位于邵阳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嘴村一块102亩的试验田中，只有“部分”“丘块”亩产“可望”突破900公斤。在此之前，袁隆平领衔选育的超级杂交中稻甚至在云南等地创下过小面积亩产1200多公斤的历史纪录。
也许难以置信，“超级水稻”被部分资深育种专家视为“伪概念”——它仍然是普通杂交水稻，它的“冲刺”依赖于小气候和特殊培育技术。袁隆平似乎是一个人在奔跑，而且跑的太快了——即便在袁隆平宣布已突破亩产700-800公斤的品种的推广种植中，实际产量也一直只有400-500公斤。本世纪以来，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前五大杂交水稻品种，均非袁隆平培育。
也就是说，实验室中的“超级水稻”的推广，早在几年前就触摸到了资源约束的天花板。“超级水稻”意味着“超级耗水”和“超级耗氮肥”，现在它们完全跟不上了。
于是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提出“绿色超级稻”，两年前，他的“Bt汕忧63”获批，现在这种稻种和稻米已经遍布两湖、江南和巴蜀，它风靡的原因是在一种叫“汕忧63”的已退役种子中植入抗虫Bt和抗褐飞虱基因，也就是说，它属于转基因家族。
而最近，关于国务院当初批给它“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是否妥当，正引起剧烈争议，并最终导致国务院排查转基因的民间生产，其结果可能相当令人震惊。更有甚者，如果近几年洛阳纸贵的玉米良种“先玉335”日后被果真严检出转基因谱系，那么贡献半壁江山的敦煌种业和登海种业两只股票恐怕会崩盘。当然，反之则可能如日中天。
实际上人类目前无法实证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这也正是袁隆平内心的纠结。尽管稻种深刻的代表了中国农业战略的迷茫，但中国农业发展的发展路径的作用力量要复杂得多。在我们看来，中国农业只是在重蹈工业领域的覆辙。在全球农业分工体系和国际利益博弈体系下看，中国不能排除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即农产品加工厂的可能。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进一步探讨中国农业短期和长期战略及产业方向的可能。
农业国际分工下的权力格局
在《中国粮食报告上篇》中，我们对农业生产体系进行了架构和历史性的剖析，从而得出，全球性农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步步逼近。但这不足以支持我们对中国农业未来的判断，我们要廓清当前世界农业经济秩序，也就是中国农业的外部环境，其次才能认识内部环境。
1980年代以来，全球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一是货币学派，二是新古典学派。前者泛滥于国家经济政策，后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统治了国际贸易。抽象地说，二者共同推动了全球工业化近30年的飞速扩张，但可能忽略了在农业领域的颠覆性影响。
9月15日，央视播出了一条重大新闻：袁隆平领衔的超级稻“种植基地今年冲刺亩产900公斤”。在粮食问题开始让某些高层心忧如焚的时候，这条新闻具有别样的意味。
但现实比这条新闻要冷峻得多。事实上，早在2008年袁隆平就开始冲刺，而准确测产结果是，即便在这块位于邵阳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嘴村一块102亩的试验田中，只有“部分”“丘块”亩产“可望”突破900公斤。在此之前，袁隆平领衔选育的超级杂交中稻甚至在云南等地创下过小面积亩产1200多公斤的历史纪录。
也许难以置信，“超级水稻”被部分资深育种专家视为“伪概念”——它仍然是普通杂交水稻，它的“冲刺”依赖于小气候和特殊培育技术。袁隆平似乎是一个人在奔跑，而且跑的太快了——即便在袁隆平宣布已突破亩产700-800公斤的品种的推广种植中，实际产量也一直只有400-500公斤。本世纪以来，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前五大杂交水稻品种，均非袁隆平培育。
也就是说，实验室中的“超级水稻”的推广，早在几年前就触摸到了资源约束的天花板。“超级水稻”意味着“超级耗水”和“超级耗氮肥”，现在它们完全跟不上了。
于是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提出“绿色超级稻”，两年前，他的“Bt汕忧63”获批，现在这种稻种和稻米已经遍布两湖、江南和巴蜀，它风靡的原因是在一种叫“汕忧63”的已退役种子中植入抗虫Bt和抗褐飞虱基因，也就是说，它属于转基因家族。
而最近，关于国务院当初批给它“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是否妥当，正引起剧烈争议，并最终导致国务院排查转基因的民间生产，其结果可能相当令人震惊。更有甚者，如果近几年洛阳纸贵的玉米良种“先玉335”日后被果真严检出转基因谱系，那么贡献半壁江山的敦煌种业和登海种业两只股票恐怕会崩盘。当然，反之则可能如日中天。
实际上人类目前无法实证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这也正是袁隆平内心的纠结。尽管稻种深刻的代表了中国农业战略的迷茫，但中国农业发展的发展路径的作用力量要复杂得多。在我们看来，中国农业只是在重蹈工业领域的覆辙。在全球农业分工体系和国际利益博弈体系下看，中国不能排除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即农产品加工厂的可能。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进一步探讨中国农业短期和长期战略及产业方向的可能。
农业国际分工下的权力格局
在《中国粮食报告上篇》中，我们对农业生产体系进行了架构和历史性的剖析，从而得出，全球性农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步步逼近。但这不足以支持我们对中国农业未来的判断，我们要廓清当前世界农业经济秩序，也就是中国农业的外部环境，其次才能认识内部环境。
1980年代以来，全球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一是货币学派，二是新古典学派。前者泛滥于国家经济政策，后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统治了国际贸易。抽象地说，二者共同推动了全球工业化近30年的飞速扩张，但可能忽略了在农业领域的颠覆性影响。
在上篇中我们讲到，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的农业机构致力发动“绿色革命”解决70年代粮食危机，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得天独厚的美国农业带来硕果。1973年的经济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通过贬值美元，快速刺激了粮食出口，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一度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正是彼时诞生了著名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谁就控制了人类。”
70年代中后期，随着绿色革命的普及，到了80年代前期，整个欧美及处中国外的大部分亚洲地区逐渐实现了粮食自给，代价是过度垦荒毁林、环境破坏、土地恶化，在人多地少的东盟国家尤其显著。很显然，中国1976年才开始推广杂交水稻，工业化农业滞后全球10年左右，我们现在经历的“毒农业”之种种，当时的台湾、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早已经历。
“绿色革命”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终至积重难返，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但在80-90年代前期，是全球工业整体掠夺农业资源的年代，除了欧洲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其他农业生产国只能走上了多元化差异化竞争的路线，譬如东南亚各国转向经济作物而进口粮食作物。这让1993年发生的事情顺理成章，从而奠定了现在的农业经济秩序。
1993年12月，历时7年之久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修成正果，为世界农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打下基础，美国农业出口重现高潮，在1996年达到了66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建立和实行了共同的农业政策的实施，使得欧洲特别是西欧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德法荷三国农业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另一中心，并迅速冲击了美国的出口地位。而美国在此期间，极大推动了生物技术的研究，试图将农业彻底工业化，并控制产业核心。但美国上世纪末倡导的“基因革命”为欧洲所不容，转而在南美推而广之。
在中国滞后而浑然无觉中，全球农业逐渐形成如下权力格局：美国掌控了核心生物工程技术和生产技术，德国、澳大利亚次之；日本、以色列、荷兰、法国等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国际市场，美国奉行利益均沾，与南美巴西、阿根廷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上展开寡头联合，与澳大利亚主导了小麦话语权；欧洲和日本主要提供了畜牧产品和高附加值农产品；而整个东亚，目前除泰国出口大米外，基本成为经济作物的提供商（如蔬菜、水果、油料）或加工商（如禽肉、水产、蛋白粉），中国则已成粮食的纯进口国。俄罗斯则抱着大片土地若即若离。
中国农业困局：会是另一个世界工厂吗？
在此格局下，关于美国ABCD四大粮商控制全球粮食产业链的故事，已说得太多。唯一需要说的是现实恐怕更为残酷。
我们知道美国掌握着如下领域世界最先进技术：军工、生物、信息、金融，它们分别主要对应着美国的军事、农业、产业、美元四大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战略。人们忽视了，至少从结果上，美式技术已经完全打通农业体系与金融体系的经脉网络。
美国于70年代发明了以玉米提取高果糖浆取代蔗糖技术，从而打通了玉米和蔗糖的价格关系。2000-2004年中国逐渐兴起，2005年国家调高蔗糖价格，果葡糖浆遂迎来黄金期，玉米价格随即大涨；2005年美国通过粮食能源法案，通过转基因玉米提炼乙醇燃料，又打通了玉米和石油的关系；玉米作为饲料原料的上涨又带动了豆粕，遂与大豆发生共振。而因此，玉米已经成为国际农产品体系的中枢。
抛开阴谋论，外资在产业链控制和期货市场的话语权几乎注定了中国大豆的覆没是产业和金融的双重失败。而玉米很可能成下一个中国失控的品种。
根据从行业的了解，近几年来，外资通过各种方式对玉米从贸易—种子——深加工—养殖的全产业链的介入已非常之深，在育种上，孟山都已经与登海和敦煌种业形成转基因利益共同体，且目前民间的山寨“迪7”和“先玉335”系列无法估量。
剩下的就是小麦和水稻问题。据我们调查分析，玉米涨价及其转基因种植对小麦的撬动效应已经发生，在西南、华北等玉米小麦综合区，小麦的播种面积在持续萎缩，玉米在持续上升。而水稻可能是中国的最后一块堡垒。
那么，水稻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这里可能会触及中国农业现代化根本性的困局。
上世纪末，周曙东和徐志刚用国际通行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指标（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研究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其中油菜、玉米和大豆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均超过临界值1，而且它们的百元产值给社会带来的净收益，分别为－27.38、－7.08和－4.75元，应当国外生产；高粱、鸡蛋和棉花为0.99、0.97和0.92，接近临界值，不具资源优势，而蔬菜、蚕桑茧、柑桔、苹果、烤烟、菜牛、花生、生猪和稻谷，尤其是中籼稻，国内资源成本系数都低于0.8，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蔬菜、水果和肉鸡中农药激素高于国际标准。但是截止最新2004年的一份研究数据显示，水稻的比较优势也渐渐不支。
这些学者的数据可以归纳为：即资源密集型产品（大宗品如三大粮食），中国已无优势，唯有在劳动密集型（如蔬菜、水果、禽畜、水产等）产品上保持优势。
这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即在全球农业分工体系下，中国是否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进口大宗农产品，加工，再出口农牧产品，未来中国的深加工和牧渔或大有可为——当然，这势必威胁国家安全。
本质上说，因为不考虑信息的巨大不对称、可替代性多寡及社会和环境成本完全不可计量，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终究会演变成产业链控制与掠夺。农业比工业命运更为悲切。因为，它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更为直接和密切。
中国农业的困局，只是80年代东南亚的翻版：工业掠夺农业，农业掠夺资源，资源抵达极限。2008年以来的粮价上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作为全球最大谷物生产商，中国农业成本中枢升腾。
那么，中国农业未来的战略到底是什么？继续融入国际分工从而被迫牺牲部分行业，选择转基因将农业工业化发挥到极致并反超美国，回归生态农业，制度再造腾出空间，还是另辟蹊径出奇制胜？
待我们下次继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