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毒生姜”新闻又给人们的餐桌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央视报道，在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一些农民在种植生姜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这样种出的生姜，当地农民自己根本不吃，却销往国内多地市场。
而同属于潍坊市管辖的安丘市，生姜种植面积达15万亩。虽然同样是种植生姜，但由于大多数供出口，在相当严格的高毒、剧毒农药管理下，“神农丹”在这里几乎“绝迹”。
一个是内销，一个是出口。不同的“目的地”，导致了不同的生姜质量。我们不禁发问：“内销生姜，何时才能像出口生姜一样安全？”
5月10日至13日，法治周末记者在安丘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查，得知在6年前，安丘的大片姜田同样是神农丹“重灾区”。
是什么造成了安丘生姜种植的蜕变？蜕变前后，当地姜农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当地农业执法部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安丘模式”能否复制到其他生姜产地，又能否借鉴到其他的农产品生产管理中？
我们将为读者解开这些疑问。
早上刚过8点，马振荣下地干活了。他是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名普通姜农。入夏以来，他种下的生姜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繁忙的“打药季”已经过去。
姜田在种植生姜三四年后，很容易出线虫病、姜瘟等病虫害。病虫害对生姜产量影响很大，严重时会导致减产甚至绝收。
为此，今年刚刚开春时，姜种还没播下，马振荣就用溴甲烷把姜田熏蒸了一遍。溴甲烷是种有强烈熏蒸作用的农药，能高效灭虫、防腐、除草。而土壤被熏蒸后，残留的气体能够迅速挥发。
农业中使用溴甲烷并不违反现行法规。不过，由于溴甲烷对臭氧层有消耗作用，我国正在推进在农业生产中逐步淘汰这种农药。但即便农业用药再严格，马振荣也并不担心。相反，正因为用药严格，他的生姜卖得比一般生姜要贵不少。
几年前，马振荣与当地合作社签订了合同。他地里产出的生姜，只供应给合作社，最后经外贸企业出口。
因此，在“毒生姜”风波尚未平息时，姜农马振荣也并不发愁。
6年前，神农丹撒得像化肥一样厚
加之出售神农丹的商户众多，其中很多是小作坊式的零售点以及流动商贩，当地农业部门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种植出口生姜的姜农相比，安丘的内销生姜市场在近期陷入萧条。
马振荣所在的山东省安丘市，一直将生姜作为传统优势蔬菜种植，不少姜农也因此致富。目前，本地种植的生姜绝大部分供出口，仅有少部分流入国内市场。
在安丘市大黑埠村，有“中国北方最大的姜蒜批发市场”。临近地区生产出的生姜，很大一部分都汇集到这里，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
以往，即便是当下的生姜销售淡季，前来运输的货车也日均20多辆。但5月11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市场里来往的货车屈指可数。
“没法卖。”一位徐姓姜贩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前几天(生姜价格)还是一块八，现在一块一。”
如果这样的情形发生在6年前，马振荣的心情很可能随着大幅跳水的生姜价格陷入谷底。
据安丘市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安丘生姜的出口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长期以来，日本、韩国是国际市场上安丘生姜的主要买家。
不过，那时马振荣种植生姜的面积小，主要在国内市场销售。一种名为“神农丹(主要成分为涕灭威)”的剧毒农药，受到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姜农的热捧。
与溴甲烷相比，神农丹价格低廉，操作也方便得多。“一亩产出一万斤生姜的姜田，哪怕用两箱神农丹，价格也不超过300元。”马振荣说。
而用药的时候，他只需一边走，一边抖动着手中撕开口的神农丹包装，将黑色的颗粒均匀地撒向姜田。
不用多久，1袋重量为1千克的农药就可撒完。撒完后，再拿铁锨铲起土，盖住地表黑色颗粒状的神农丹。被倒空的蓝绿色农药袋子，也常被他随手扔到一旁的土地上。
秋收时，这块姜田里的生姜，将流向不确定的国内市场。
“当时，神农丹撒得像化肥一样厚。”马振荣皱着眉头说。他深谙这种农药的毒性，“只要50毫克，就能马上放倒一个50公斤的成年人。”
按照农业部规定，涕灭威(即神农丹的主要成分)只能用在甘薯、棉花、花生、烟草、月季上，严禁在一切蔬菜、果树、茶叶和中药材上使用，对人畜更是具有高毒性。
如此被明确限用的剧毒农药，在6年前的安丘，却很容易买到。
“那时候，姜农们都用，从村口的门市店能直接买到。”马振荣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也就是差不多十块钱吧。”
彼时，同内销生姜相似，出口生姜的农药残留检验，也相对宽松。加之出售神农丹的商户众多，其中很多是小作坊式的零售点以及流动商贩，当地农业部门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在2007年，一场危机令这样的日子戛然而止。
出口危机倒逼农药管理变严
重压之下，神农丹等一批高毒、剧毒农药很快被安丘市农业部门列入严格禁用的名单。也是在2007年，姜农马振荣也发现，原本到处都能买到的神农丹，“越来越不好找了”
在这一年，日本进口农产品频繁出现农业化学品超标现象。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现了违法使用未登记农药问题。
于是，日本出台“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这一制度涉及农药化学品734种，几乎对所有农业化学品在食品中的残留都作出了规定。设限数量之广、检测数目之多，限量标准之严，前所未有。
在把关“突然变严”的情况下，安丘生产的大量使用过神农丹的“问题生姜”运往日本后被就地销毁。
对安丘而言，原本大好的出口形势也突然面临严峻的问题——如果在生姜种植过程中继续使用神农丹，就意味着出口受阻，很可能给当地经济造成重创。
重压之下，神农丹等一批高毒、剧毒农药很快被安丘市农业部门列入严格禁用的名单。也是在2007年，姜农马振荣也发现，原本到处都能买到的神农丹，“越来越不好找了”。
次年，安丘市农业局出台了《安丘市农药管理办法》，首次确定了农药定点经营制度，对市内31个批发商，819个零售点设立市场准入门槛。
随后，农业局又对所有合法农药实行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只能销售已备案的农药。对全市农资配送车辆也进行登记备案，由公安部门对农资配送车辆进行检查。
此外，农业局还大力推广“连锁经营”，即农药批发业户与零售业户签订连锁协议——倘若零售业户私自购进、出售未经备案登记的农药，连锁总店发现后必须即时举报。
在愈趋严格的农药管理下，种植内销生姜的马振荣“打起了小算盘”。“当时，反正都管得这么严了，要不干脆种出口生姜。”他回忆。
但是出口生姜的种植成本，与内销生姜高出几倍甚至10倍。
光是用溴甲烷熏蒸除虫除菌，他就必须先给姜田覆盖上一层“地膜”。熏蒸完土地，还未等播下姜种，先期投入早已超过了3000元。
这与廉价但毒性大的神农丹相比，似乎是个又笨又贵的方法。
但马振荣还是“动心了”。
原来，生姜价格有“贵三年，贱三年”之说。如果与外贸公司签订2年至5年期的合同，无论国内市场价格如何，外贸公司承诺按合同价格收购。
更高的价格打动了马振荣。以出口日本为例，每吨生姜价格达1000美元，平均每斤生姜3元钱。而此时，国内市场价格哪怕平稳，也不过两块多钱。
就这样，原本一直盯着国内市场的姜农马振荣，开始“转型”做出口生姜。与他一道“转型”的姜农不少，从事生姜加工的企业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从狗窝、猪圈、风箱里搜农药
“拿货也简单，给生产厂家打个电话，厂家就能马上通过物流发货。”刘世娜说。但她表示，因为农业局“查得紧”，自己并不敢以身试法
在出口危机缓和后，安丘市农业局的工作人员不敢松懈。逢春播时节，往往天刚蒙蒙亮，农业局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就已经下到乡里。
因为对神农丹的蓝绿色包装盯得紧，安丘市农业局执法大队副队长韩国成笑言：“吃饭时看到绿色的韭菜炒鸡蛋，我的眼前都能蹦出神农丹的样子来。”
马振荣也发现，墨绿色的农业执法车频繁地出现在田间地头，“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听到一些传闻：“2008年，几个卖高毒、剧毒农药的经销商被罚得血本无归。”
这得到了安丘市农业局的证实。更为准确的版本是，2008年，由农业局牵头，与公安、质检、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先从流动的小摊贩入手，查处了一批违法销售经营高毒、剧毒农药行为的经销商，高毒、剧毒农药被没收，经销商被拘留，并处以高额罚款。
然而，重罚之下，也有“钻空子”的可能。
刘世娜在安丘做了十几年的农药批发生意，常常和农药生产企业与零售商打交道。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虽然安丘市已禁止出售、使用神农丹，但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农户向她表达过，希望购买神农丹的意向。
“拿货也简单，给生产厂家打个电话，厂家就能马上通过物流发货。”刘世娜说。但她表示，因为农业局“查得紧”，自己并不敢以身试法。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因为利润空间小，不少农药零售商并不希望销售神农丹一类的剧毒农药。“卖这种进口药才能多赚点钱。”一位名叫周杰的农药零售商说。
但过去，即便不赚钱，农药零售商还是会备上一些神农丹。因为不少姜农“只认一种”。马振荣也坦言，自己当年种植内销生姜时，也是如此。
因此，在安丘农业执法日趋严格的几年里，曾出现过农药零售店用神农丹当“招牌”，借此带动其他高利润农药的销售。
多次搜查出高毒、剧毒农药的经历，让韩国成记忆犹新。
一次随机检查中，执法监察大队进入了一家不起眼的农资销售店，趁着同事与店主交谈，韩国成钻进了旁边放满了杂物的过道。
“越脏越乱的地方越有可能放高毒、剧毒农药。”韩国成说。果然，在角落的狗窝里，他发现了一个箱子，箱子旁卧着一只看门犬。
“怕狗扑过来，我拿着棍子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拖出来。”拖出来一看，里面是15瓶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国家农业部允许使用，但安丘市禁用)。
韩国成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以前甚至还有从销售者家的养猪圈、烧火的风箱里搜出高毒、剧毒农药的例子。
而之所以能够及时掌握高毒、剧毒农药的销售线索，则是因为2007年后，安丘市在每个镇、街道、社区、村，逐步建立起设有农药监管员和信息员的“信息网”，对农药的经营和使用实现“无缝隙监管”。
在加强农药监管以来，安丘市也因此收获了名声。
2011年，安丘市被国家质监局列为出口农产品区域化管理示范县，国家农业部、质监局两次在安丘市召开现场会，推广安丘区域化种植经验，并把这一经验定名为“安丘模式”。
此外，安丘蔬菜被确定为香港在长江以北唯一的直供产地，也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蔬菜供应地。
安丘市农业局局长于庆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去年，当地生姜年出口创汇1亿美元，从事生姜加工的企业达100多家。
农业执法部门无权强行翻耕
生姜的出口之路则被设置了5道强制性的“关卡”
虽然6年前的出口危机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安丘市农业执法人员看来，当地农业执法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韩国成清晰地记得，2010年，在一次下乡检查时，他们无意中发现路边的田地里，一名姜农正在使用神农丹。
由于农业执法部门无权强行翻耕土地，只能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后，一起对农户“晓之以理，动之以法”，让姜农将已种植的生姜翻出地面。
曾有安丘市农业执法人员建议，希望按“投放危险物质罪”论处使用神农丹的姜农。
依据我国刑法，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密切相关。但安丘市有派出所认为，姜农使用神农丹，未造成恶劣后果，因此不构成犯罪。
有时，即便农业执法部门将使用高毒、剧毒农药的姜农移交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往往只是没收农药。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毒生姜”事件后，内销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检测机制存在的漏洞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据央视报道，内销生姜则往往采用送检制度，一批货只需一个合格报告。一些姜贩只要找一些合格的生姜送检，就可以拿到一批生姜的农药残留合格的检测报告。
相较之下，生姜的出口之路则被设置了5道强制性的“关卡”。
一位李姓蔬菜外贸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开始种植到最后成品，安丘生姜须由潍坊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两次，农产品出口基地(公司)自测3次。若在国内的任何一次检测中发现问题，就地销毁。出口到国外后，进口国再次安排检测。一旦发现农产品有问题，在国外就地销毁或运回国内。”
2008年起，潍坊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已经开始给出口的生姜做包括神农丹在内的农药残留抽检，常规检测项目有20余项，而每年批检的项目接近一百项。
马振荣地里出口的生姜，运送到外贸企业后，每批次都要进行严格检测，而且是免费检测——出口企业在报检时，附带交纳了检测检疫费，对于规定的项目，潍坊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免收检测费。
法治周末记者在安丘市某出口生姜种植基地亦发现，重重检测之下，种植者已对农药使用“敏感”。
“(农药残留)检测出来后，出口企业就不要了。”该基地一位农民说。
被“山寨”的安丘生姜
倘若运往其他地区销售并最终被查出农药残留，那么，也无法追溯到这批生姜真正的生产地
在“安丘模式”备受推崇之时，来安丘考察学习的其他地方农业部门有不少。2011年，考察者的数量到达高峰，“有时候，一个月能接待到二十批人前来学习考察，主要参观出口基地和农药门市店”。韩国成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对安丘市农业局而言，无从确定是否“安丘模式”，被各地农业部门真正借鉴的程度如何。
但可以确定的是，安丘生姜的名号却迅速被“复制”了。
马振荣也去过安丘市葱姜蒜批发市场。他发现，不少外地生姜都贴着安丘生姜的标签，姜贩按照安丘生姜来收，“良莠不齐”。
这也是安丘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副主任王振录的感受。据他介绍，倘若运往其他地区销售并最终被查出农药残留，那么，也无法追溯到这批生姜真正的生产地。
在安丘，如果检测出农药残留，农业部门也只能暂时封存，不允许姜贩出售。王振录说，如果的确有安全隐患，工商部门会要求农产品的供应商召回产品，再由县级以上工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对马振荣来说，虽然能吃上自家绝对安全的生姜，但他称，自己在外地目睹过一些内销蔬菜“种在农药里”，吃得不放心。
他于是在自家的小院里，辟出了几块地，种些常吃的瓜果蔬菜。在儿子回家看望自己时，他总巴不得多采摘一些，塞满儿子私家车的后备箱。
在马振荣所在的村庄里，像他这样的种“私家菜”的农户不在少数。马振荣说，自己也并不愿意这样，但他不知道，内销蔬菜和进口蔬菜何时才能一样安全。“别出口的一套，内销的一套，统一一下就好了。
